您的位置: 主页 > 六盒宝典高手论坛 > 李圣传 黄药眠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价值论转向

  黄药眠(1903—1987)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自20世纪40年代起便发表了《论美之诞生》《论约瑟夫的外套》及《论美与艺术》等一系列重要文艺学美学论文,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生活实践”文艺美学观。 1956年,黄药眠在《文艺报》率先发表《论食利者的美学——朱光潜美学思想批判》,正式拉开“美学大讨论”的序幕。接着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组织举办“美学论坛”,并在蔡仪、朱光潜、李泽厚之后连续作了“看佛篇”与“塑佛篇”(即《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两场学术报告,不仅明确反对“各派”美学“用哲学上的认识论的命题硬套在美学上”,还提出了“美是审美评价”的观点。通过美学思维方式由“美是什么”向“美学评价”“审美评价”的阈限转换,黄药眠摆脱了“美的本质”问题上“主客模式”的阈限,还对美、美感与艺术在审美评价活动视域内进行了全新思考,进而形成了一套以生活实践为基础、以价值论为核心的“价值论美学”思想体系,自觉地与“美学大讨论”中各派“认识论美学”区分开来。尽管黄药眠这一价值论美学思想因“反右”运动被剥夺话语权在当时未能传播开去,从而被历史遮蔽,但从“大历史”角度站在今天看来:黄药眠却是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时期迥异于“美学四派”(以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均是“认识论派”)的“价值论派”,其价值论美学也开辟了当代中国美学的新航向,并在当下“实践论美学”不断分化与突围的学术语境中仍闪烁出思想的光芒。

  作为“革命年代”中一名“不自觉”的诗人、作家和文论家,黄药眠早在抗战时期就以一名文艺战士的身份参与到“文艺民族形式”与“主观论”的论战中,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生活实践”文艺观。作为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黄药眠的美学思想同样从社会生活实践出发予以社会学美学的解释。这不仅契合了“唯物论”的革命文艺传统,还为美学提供了一套较之蔡仪“客观典型论”更具说服力的方法论。因此,从1942年美学处女作《论美之诞生》到1950年《论美与艺术》再到1956年拉开美学讨论帷幕的《论食利者的美学》,黄药眠始终坚持这一“生活实践论”的社会学美学路径。

  1956年,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 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文艺报》就朱光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率先发表了黄药眠《论食利者的美学》这篇“发难”之作。黄药眠此文主要从两方面对朱光潜予以批判:一是延续早期社会学美学的思路从“生活实践”角度批判朱光潜的“美感论”仅仅局限于“孤立绝缘的形相直觉”而忽视“直觉”之外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二是从创作心理学角度合理肯定了朱光潜美感的“个性”“直觉”“经验”诸因素,只不过强调了这种“直觉”“经验”“个性”的“生活实践”基础。在这篇有着“点火”性质的批判文章中,黄药眠实则暗含着“美感二重性”思想,还初步萌发出“审美评价”这一价值论美学思想幼芽。只因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要求,黄药眠并未深入展开,因而仍拘泥于“思维-存在”界面之“主客关系”的认识论模式阈限内。

  正在此时,蔡仪因同样批判朱光潜的文章先后被《文艺报》和《人民日报》退稿,于是在“百家争鸣”气氛中满含怒气地将批判矛头调转瞄准“同伴”黄药眠。因在蔡仪看来,黄药眠这篇批判朱光潜的文章同样落入“唯心论”,只不过“朱光潜是所谓‘纯粹的唯心论’,而黄药眠也许是不纯粹的唯心论罢了”。蔡仪批判黄药眠的逻辑仍是“客观存在不依存于我们的意识,而我们的意识则反映客观存在”这一唯物反映论原则,进而将黄药眠从创作心理学角度谈“美感个性”与朱光潜心理学美学的美感“直觉经验”同归为“唯心主义”加以批判。

  饶有趣味的是,率先批判黄药眠的是蔡仪,最早发现黄药眠价值论美学“新说”的也是蔡仪,其文章批判指出:

  黄药眠虽然没有说过“美生于美感经验”、凡美都是心灵的创造的话,但是在他的文章中所论的全然不是“事物如何才能算是美”,而只是事物怎样才能成为“美学对象”……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梅花在他看来,就具有着特别高的美学的意义……按“美学的意义”和“美学评价”,相同于一般所谓“美的评价”;“美学理想”大约相同于“美的理想”或“艺术理想”之类。黄药眠在这里着意避免用“美”之一词而以“美学”代之,当亦自有其用意。

  众所周知,蔡仪美学思想是极力反对滥用“审美”一词的,认为“美”就是“美”,是“客观的”。而黄药眠《论食利者的美学》提出的“美学评价”与“美学理想”,显然与蔡仪这种“唯物反映论”美学思想不符。但确如蔡仪所说,在黄药眠的美学思考中,他着意用“美学”代替“美”,用“美学评价”去代替“美是什么”。可用图式简陈如下:

  黄药眠这种刻意回避“美的本质”的问思方式,不仅将“美的本质”的知识论追问转换到“审美评价活动”内,还预示着美学范式的变革。因从哲学本质出发,“美是什么”的回答只能得出“主观-客观-主客观统一”三种结论,而将之置换为“美学评价”或“审美评价”,就上升到“审美评价活动”这一价值论视域中,既有效化解了哲学原点上“主观-客观”“唯心-唯物”的思维阈限,还避免了“主观”即“唯心”“反动”的政治认定。

  然而,蔡仪《评〈论食利者的美学〉》对黄药眠的责难与批判却引发了后者的不满与深思。对于这种“主观”即“唯心”的唯物反映论的“正统”思维,黄药眠先是在1957年2月写作的《问答篇》中作了侧面回应。他认为在文学艺术中,除从社会科学去研究外,还应从心理学进行研究以揭示探索个人的主观情感世界,切不能说“从主观出发就是唯心主义”。再就是1957年初《文艺报》“美学小组”部分同志举行的小型座谈会上,黄药眠也从《论食利者的美学》一文谈起并进行了口头反击,认为:“我有没有讲清楚的地方,但说我是唯心主义,缺乏事实的根据。我是想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研究美感和艺术创作的特点。但批评文章却很少从这样的角度去考虑,只是用一般哲学原理代替对一切具体现象的分析。”

  黄药眠线年中旬“反右”前夕在北师大中文系“美学讲坛”上所作的“看佛篇”与“塑佛篇”两场学术报告。讲坛中,作为东道主,在听取蔡仪、朱光潜、李泽厚的报告后,黄药眠认为“各人批评别人时都有正确之处,但自己提出的看法又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在于“各派”美学家均束缚于“哲学认识论”的框框中,将“美”视为外在于“人”的孤立固定的实体化存在。黄药眠指出:

  从认识论来说,从哲学来说,客观现实是先于人发生的,但不能因哲学有此命题而认为美也先于人而存在。若说美的存在,是先于人的存在,那就是将哲学上的认识论命题(物先于人存在)硬套在美学上,是不适当的。

  为反驳这种脱离“人”的美学思路,黄药眠延续此前“美学评价”的思路,竭力从“人”出发,并将美学问题延伸到“审美评价活动”视域中。为此,黄药眠集中从价值论进行立论,围绕“美是审美评价”命题依次从“美学是什么”“美与美感”“形式美”“自然人化”“审美能力”“审美个性”以及“艺术美”等多个层面进行了充分系统的阐发,由此确立了其“审美评价说”的价值论美学思想雏形。黄药眠“审美评价”思想的提出,一方面源于当时“美的本质”问题上普遍的哲学认识化倾向,忽视并排斥人的情感因素;另一方面则得益于生活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关于“审美需要”与“价值”“评价”思想的启发借鉴。

  “美学大讨论”中,各派美学的一大弊端均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仅仅窄化为单一的认识论或反映论,并将审美活动等同于认识活动或物质实践活动,未能看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蕴藏的其他丰富多维的方法论,这其中,价值论便同样是重要的方法论武器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们只是按照“满足于人的需要”及“有用的方式”去“改变自然物质的形状”,“一切商品,当作价值,都是物质化的人类劳动”。在阐释“剩余价值理论”时,马克思更指明:“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服务,满足了我的审美需要;但是,我所享受的,只是同歌唱家本身分不开的活动,他的劳动即歌唱一停止,我的享受也就结束;我所享受的是活动本身,是它引起的我的听觉的反应。”可见,价值本质不仅与对象(商品)相关,更与人的“审美需要”相关,只有对象能够满足主体的某种审美需要,人才会感到审美的享受。《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价值不仅与对象的属性有关,更与主体人的需要与评价息息相关,正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依照马克思价值论的逻辑思路,“美”作为人的一种价值评价,不仅不能脱离现实生活,更与主体的内在尺度与需要相关;对象之于人所谓“美”,正是包含着劳动实践中人的物质愿望以及生活的理想与价值满足。

  马克思这种将“人的需要”视为人的本质之一,并将价值视为人对客观对象的“审美需要”与“评价”,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基本原则,还同样成为黄药眠贯彻马克思主义价值美学的话语资源和理论依据。受此启发,在“美”被普遍实体化、简单化的认识论学术语境中,黄药眠凭借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以及长期阅读马列经典原著的深刻理解,不仅格外重视主体的情感体验,还充分注意人在“审美评价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因此,在《论食利者的美学》一文中,黄药眠在生活实践基础上就已充分注意到“个人意识”“审美需要”“审美能力”等多重因素对于美感形成的重要影响,并从“美学的意义”“美学理想”“美学评价”等学理维度上进行美学思考。黄先生这种自发自觉的关于“美学评价”的构想在“反右”前夕“美学讲坛”上所作的《美是审美评价》讲演中发挥到极致。该讲演不仅在“美学是什么”替代过去“美是什么”的思路置换中严肃批评了“哲学认识论硬套美学”及“离开人去谈物的属性”的方法论迷失,更在生活实践基础上提出“美不是存在于事物本身中,而是人对于客观事物的美的评价”这一核心思想,并从人的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个性等多重维度上对“美是审美评价”这一马克思主义价值美学命题予以了集中阐明。

  依据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思想,所谓“评价”,是主体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客体所作出的价值判定,价值不仅与人的需要及内在尺度相关,更与评价紧密相连,离开了价值就无所谓评价。“美”也正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依据自身需要而与对象形成的价值看法和评价,倘使“在价值活动和价值现象之外寻找美”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黄药眠从“审美需要”与“审美评价”这一价值论视角对“美的本质”的重新阐发,不仅将美学问题纳入到审美评价活动视域内,还在社会实践与审美评价的路径上完成了价值论美学对认识论美学的模式超越,并率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路线上“价值论美学”的大门。

  尽管因时代所限,黄药眠并没能将自己的美学体系明确命名为价值论美学,也缺乏系统的理论阐明,但透过一系列审美艺术现象的美学诠释,我们仍可从中抽绎并归纳出其价值美学思想轮廓。依照其理论思考的逻辑向度与学理脉络,我们可从“美论”“美感论”“艺术论”这一网状结构中依次加以总结评析。

  黄药眠最初也从“主客模式”去追问“美的本质”,并主张“美是典型”,只不过与蔡仪“客观典型论”美学不同,黄药眠是从“生活实践”角度去阐释“典型”。在意识到“哲学认识论硬套美学”的不足后,又从“审美需要”与“价值评价”去解释“美的本质”,由此将美学视点转向价值论。其核心主张如下:

  1.美从“生活实践”中找寻。黄药眠认为,美应“从生活实践中去找寻”,同时也需主动“创造出美的典型”,审美现象也首先应“从生活与实践中去找寻根源”,因为正是在“劳动创造”中,既“产生了人的主观力量”又“造成了人们对它的需要”,并且“人的主观力量不断发展,人的情感与审美评价也日益变化”。在此,黄药眠不仅从价值的“主体性”层面意识到“审美评价”随“主体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还格外强调“生活实践”的重要性,这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哲学的出发点与根本源泉。

  2.美是“审美的评价”。为反驳“客观”“实体”化的认识论美学倾向,黄药眠转换视野,从“人”出发,以凸显人在审美评价活动中的主体性。黄药眠反驳说:“地球早就存在了,它的美在哪里呢”,“离开人去谈物的属性,将美归结为类的典型。那是错误的”,因为“离开人去谈,会将美的法则抽象化”,“美不是存在于事物本身中,而是人对于客观事物的美的评价”。在此,黄药眠实际要表达的就是价值主体对于评价的重要性,因为价值与评价密不可分,评价又是依据主体的内在尺度对客体的评定,因而脱离人,离开价值主体,对象则毫无意义。

  3.美存在于审美评价活动之中。黄药眠认为“美是有客观性的,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离开人就谈不到美”。因此,“美存在于能满足我们物质生活与精神需要的对象之中,同时也存在于人们为追求人类幸福生活而斗争的生活中”。这里,黄药眠实则强调美的审美活动基础,美既非独立“人”之外的“客体性实体”,也非脱离对象的“主体性实体”,而是“主客体间”相互构成的审美评价活动关系。

  4.美是“劳动的创造”也是“自然的人化”。黄药眠认为,一方面因“人在劳动中”及“生活经验”的约定俗成,进而“在生活中不断地接触了事物,而发现了形式的美”,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化了的人与人化了的自然之间的关系”,因而“人与自然的历史演变关系,决定于人的生活力”并“表现出人的生活的本质”。审美活动作为一种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结果,黄先生实则仍是要强调“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互动性”生成过程,这也是“价值关系”区别于“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尽管黄药眠对“美”的诸种理解稍显零碎,也缺乏理论系统性,但他始终是以一种价值论的眼光从“人”的价值尺度出发将“美的本质”建立在人与对象的“审美评价”关系中打量和诠释:一方面在价值活动中用审美对象和意义的关联取代了认识关系中的现象和本质关系;另一方面也不再关注因果本质,而是重视人与世界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普遍宣扬“唯物-反映”的意识形态话语语境中,这不仅在思维方法上超越了“美学四派”在“主观-客观”“唯心-唯物”路线上的认识论桎梏,还在审美评价活动中为深入揭示美感经验及艺术现象开辟了方向。

  黄药眠对美感的阐释基本越出了“思维-存在”的界面,不仅从“历史文化积累”的角度论说了美感生成的历史动因,分析了美感与美、快感及移情作用的辩证关联,还在价值论路线上深入探讨了美感经验与审美能力、审美个性等深层审美经验现象,初步形成了自己开放独特的美感论体系。其要如下:

  1.“美-美感”并非机械静止的“心-物”和“反映-被反映”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黄药眠认为“美与美感确实是最难于答复的”,但“只抓住哲学上的教条,对美学上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黄先生竭力撕碎“心物关系”层面上“美是第一性、美感是第二性”这一问题域,而着力从“审美评价”这一价值论视点予以新的诠释:一方面从“生活实践”看,美感与个人的气质情愫及“审美趣味”相关,又“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于生活”,且“各阶层的生活不同,趣味不同,美的价值亦不同”;另一方面从“文化积累”看,美感还与历史文化的“层累涵濡”相关,形象的直觉实际是“长期的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结果”,正是这种长期的沉淀才“逐渐形成我们的审美能力”。黄药眠对美感的论述并没有拘泥于浅表的“什么是美和美感”与“美感是美的反映”等机械推演上,而是试图在审美活动的动态关系中对美感进行科学阐明。

  2.美感的生理心理学基础及其与“内模仿说”“移情说”的关联。在“唯物”与“客观”普遍主流的意识形态语境中,黄药眠不但勇于对“文学反映客观现实”的律条提出质疑,还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明确反对“从主观出发就是唯心主义”的做法,重视美感的生理与心理学基础。在黄药眠看来,“美感是由于快感,或是快感的渴望而生的”,在许多时候“快感正是美感的基础”,因而不能将快感与美感划分开,正如谷鲁斯“内模仿说”所指“美感经验是由于主观的丰富的感情的外射而起的”以及立普斯“移情作用”引发美感一样,美“不仅是包涵作者,而且也包涵欣赏者,不仅是客观的线条,色彩,声音,也是主观的要求和倾向”。

  3.美感与“审美能力”“审美个性”等审美经验活动。黄药眠极为重视主体的审美能力与审美个性对于美感形成的重要性,两肖中特,认为“没有审美能力,就不能发生美感”,因为只有具有了“审美能力”,事物才构成审美对象,审美评价活动才能进行。此外,“审美能力又有个性之别,故审美现象不同于科学,科学只要得出公式后,则人人必须承认。有些人完全将审美现象中的个性色彩抹掉,认为承认了个性就没有发展规律了”。在黄药眠看来,美感现象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审美个性”十分重要,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常常是和他的情感的活动伴随在一起的”,并在这种情感活动中完成对形象本身的评价。当然,这种审美能力和审美个性“并不是由一个美的事物来决定的,而是从生活习惯、知识教养、能力趣味等形成的整体生活结构来决定”。“教养不同,阶级不同,美的评价也会不同”,因而审美评价既“带有个人的情绪色彩”也“不仅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

  众所周知,美学大讨论时期,蔡仪谨守“反映论”,强调美的“客观存在”,而美感仅是对美的反映;李泽厚也坚持“美是不依赖于人类主观美感的存在而存在的”而“美感是美的反映美的模写”;尽管朱光潜指出“美感不能影响美的说法有些不圆满”以及“死守反映论”给美学问题所带来的局限,但限于意识形态束缚,只能将对象分为“物”(物甲,客观条件)与“物的形象”(物乙,主观影响),并委婉地借助马克思“意识形态式的反映”去表达“美感能影响美”。与此不同,黄药眠的“美感论”则完全从“美感是美的反映”这一唯物静态反映论模式转向到“审美评价活动”这一多维动态的价值论美学视野内。不仅从美感的生理和心理学基础延伸内化了美感的意涵,还在审美能力、审美个性等审美现象的多维视野中拓展深化了美感的结构层次,且始终将“美-美感”嵌入到审美评价活动中加以整体思考。这种思维范式的转换,无论在理论还是方法层面,均将当时的美学问题思考向前推进了一步。

  美学大讨论时期美学研究的局限除了将反映论的哲学原理简单嵌入美学问题外,还在于对艺术经验和现实审美活动的剥离,进而导致美学视野和问题框架的原初与封闭。然而,黄药眠美学的特色在于他建基于价值论视野去思考美学问题,且始终没有“脱离艺术”去凌空抽象“谈美”,而是将艺术现象的考察纳入到自己的美学范围中,并将艺术问题视作美学问题的核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黄药眠的价值论美学在人的审美活动中既关注到美、美感及美的规律,还在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审美关系中深入触及到创作规律、美感经验及形象思维等理论范畴,极大地丰富了其思想体系。其要如下:

  1.美学问题集中体现在艺术中。黄药眠认为,美和艺术“是相连贯的”,如果一味追究“什么是美”那就毫无意义,因为“我们之所以要研究它,目的是在于探究出美的规律性,并从而建设美的艺术。所以从现代人的眼光看来,美学的问题,主要的就是艺术学的问题”。此外,艺术作为人的创造,不仅是“满足我们自己的审美要求”还是人的“有意识地创造”,因而美学的问题也“集中地高度地表现在艺术中”。

  2.美学研究“审美现象”特别是“艺术的基本规律”。黄先生认为“美学是一种科学,研究审美现象的基本规律,特别是美的最高表现——艺术——的基本规律的科学”,因为艺术是“审美现象里面的一部分”,而且是人依据自身审美要求而有意识进行的一种创造,更复杂地体现着审美现象的基础规律。因此,既应“将艺术看作美学研究的最高标准”,还应将美学研究视为研究“艺术美的规律”的科学。

  3.艺术与生活既矛盾又统一,既是意识形态又不完全是意识形态。黄药眠认为“艺术既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美,又反映了艺术家对生活对艺术的评价”,前者可以说“生活高于艺术”,而后者则可以说“艺术高于生活”,因此,艺术与生活既矛盾又辩证统一。尽管“美是社会生活现象”,但却并不意味着“美就是生活”,因为“美存在于生活中,但不仅仅是,更主要是存在于艺术中,艺术是美的中心,是美的最高表现”。此外,黄先生还指出,因艺术创作中常夹杂着“社会内容”,并含有“阶级性情调”与“时代色彩”,因而具有意识形态性,但与此同时,在许多音乐和文学作品中,却并无明显的社会意识形态倾向。

  4.艺术是感性与理性、形象与情感的辩证统一。黄药眠认为,文学艺术“反映客观现实的本质”这一观点严重“贬低艺术文学的价值”,因为文学艺术不仅“具体、生动和丰富地表现生活”,还“常常带有情绪色彩,可以在情感上感染人们”。黄先生认为:“一般地说,艺术是形象性地反映生活。但这样说不够”,“它必然也包含有个性”,“如果光是本质没有个性,则不能动人”;此外,“艺术一定是感性的具体的,同时又是理性的”,“过去只重视理性”但“缺乏感性”,“艺术要求形象与思维的统一”。据此,黄药眠指出:“艺术的特点,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形象性的反映现实,还要看有没有个性,有没有情感的激动,然后才讲有没有形象。”

  可以说,与“美学大讨论”中“各派”美学普遍与现实生活中的审美现象及艺术活动相隔离并“脱离实践和实际而凌空虚蹈、自说自话”不同,黄药眠不但擅长以丰富鲜活的实例去印证自己的美学观点,还将艺术上升到美学研究的最高标准加以探索。这不仅为其艺术论深入到审美经验现象中,为探究审美趣味、审美能力、审美个性等诸形态开辟了道路,还为进一步思考“文艺的本质”“形象思维”等文艺理论命题奠定了美学基础,由此也在具体鲜活的现实生活及文学艺术实践中充分彰显了其理论主张的有效性和时代价值。

  美学的历史已充分表明,受制于认识论基础上对“美的本质”及“美的定义”的理解存在较大缺陷和不足,也屡遭争议和批判。然而,无论在西方理论界还是在苏联,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理解,马克思关于“人”及“人的价值”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其“价值学说”也长期处于理论“空场”。直到1960年由苏联美学家图加林诺夫出版的《论生活和文化价值》及随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价值论》(1968)才象征着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起步,而1972年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一书的出版,才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美学推向到世界。

  由此可知,尽管仍处于思想的萌芽胎动期,理论也稍显琐碎不足,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学术语境中,黄药眠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美学自觉自发的理论思考是足以载入史册的。他不仅针对当时中国美学讨论的困局提出了迥异于“认识论派”美学的“价值论美学”新观点进而扭转了美学研究的范式,还早于苏联学界率先开辟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价值论方向。

  与认识论美学仅从认识论角度探讨“主观-客观”“唯物-唯心”且割裂“美-美感”不同,价值论美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尤其是从“主体性”角度,以“客体对主体的意义”以及主体的“审美评价”为尺度,将其视为一种人的价值需要及其审美的评价活动。黄药眠的价值论美学不仅将美学问题置于“审美评价”的价值论平台上进行研讨,有效突破了“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美学模式阈限将“美-美感”统一起来,还格外强调“生活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出发点,重视“主体需要”这一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内驱力,并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去追问美学的意义。将“社会实践”作为人类存在发展的前提,将“人的需要”视为“人的本质”之一,这也可谓是黄药眠价值论美学思考的核心主线。这种美学思路,不仅在审美实践活动中因强调审美“需要-能力”而维护了“人”的“主体性”,还在“主客体间性”层面上同“美学大讨论”中只重视客观性与社会性但贬低个体意识与精神需要的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论美学”划开了界限。

  与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论美学”不同,黄药眠的“价值论美学”一登场就已充分意识到其美学的不足,其学理建构也正是建立在对李氏美学模式的批判超越基础之上。在“美学论坛”中,针对李氏美学的问题与缺陷,黄药眠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把社会存在就看为客观,而不是看做是通过人的意识去表现出来的,他没有看到审美感的个人因素”,究其原因则是“把哲学上的认识论拿来生搬硬套,认为美感是美直接产生的”,因而忽视了“审美能力与修养”等“审美现象的本身特点”。在此基础上,黄药眠则竭力扭转认识论的美学套路,从“审美需要”与“情感评价”的思维进路上将视野导向价值论。在黄药眠价值论美学思想中:“美-美感”和“主体-客体”已非简单的“反映-被反映”的哲学从属关系,亦非“实体化”的客观存在,而是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主体受客体支配,一方面客体又以主体的“内在需要”为尺度并随“主体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美作为一种主体性的价值属性,正是存在于这种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难能可贵还在于,黄药眠是通过各种具体鲜活的生活艺术现象进行理论的实例阐发,这虽然给人留下“零碎的日常生活经验式的叙述”并“缺乏科学或理论上的系统论证”的苛责,却恰恰避免了当时普遍脱离现实生活和艺术经验的“凌空虚蹈式”的抽象哲学玄辩,进而在认识论美学的学术藩篱中赋予了时代美学不同的历史特质。

  自1980年代后期起,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论美学”在辉煌过后便屡遭冲击、挑战与批判,并日益走向谱系性分化。自此,在“实践论-后实践论-新实践论-实践存在论”的美学流变与发展中,美学的“实践论”模式在不断“变革”与“更新”中:一方面始终主导着美学的建设方向与学科发展;另一方面也在接二连三的争执与批判中提出了一系列文艺学美学界亟需解决的发展难题。诸如“后实践论美学”对“实践论美学”的批判、“新实践论美学”对“后实践论美学”的批判以及晚近兴起的“认知美学”对“实践论”美学谱系的批判,等等。笔者无意参与到这些具体问题的美学混战中,但透过这些问题争执的背后——思考问题解决的办法,或谓寻找“新的做美学的方式”——我们仍可从黄药眠先生所开辟出的“价值论美学”路线中寻找到问题化解的有效途径。

  事实上,作为一种价值哲学的活动,美学活动“很容易受到一种在文学批评和更具‘客观’性质的科学研究之间的僭越性比较的损害”,因为作为一种审美判断或评价,它始终与人类的情感需要与幸福满足的经验相关,而这种审美判断又“都有赖于在宽泛的必要条件下的经验的真实状况的判断”而非易于证实的“客观的事实”。与认识和知识内容“愈少带有主体的因素,也就愈可信、可靠和有效”不同,价值评价则总是“有主体‘我’在”且因“主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结果”,而审美意识作为“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也正是由“审美关系的价值特性决定的”。因此,美学研究应该摒弃“事实价值二分法”,改变“是什么”的“本质主义”认知模式,进而在“如何”的美学意义的价值阐发中“描绘这种愉悦是如何通过发挥人类基本的精神能力而得到的”。“美”作为一种价值属性,有别于“真”,它是一种“不可定义的经验性质”,也是社会历史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自然和社会、社会和人的相互关系”以及“产生现实现象的客观的社会——人的意义”及其“审美价值”。因此,作为评价对象的组成部分或元素,免费一肖中特网民国三年:万两。“美”只是价值存在的表现形式之一。正如桑塔耶纳所指出的:“显然,美是一种价值……美学是研究‘价值感觉’的学说”,“美是一种价值,也就是说,它不是对一件事实或一种关系的知觉,它是一种感情,是我们的意志力和欣赏力的一种感动”。可见,“美”作为一种审美价值范畴,没有价值论的态度,是不能做出有效回答的。正是从这一层面上说,由黄药眠开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价值论路线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理论参照意义:它不仅超越了“认识论美学”的思维局限,还为“实践论美学”及其谱系的建设发展提供了经验性的理论启示,也为“价值论美学”的本土发扬与学理建构勾勒了一幅历史的理论草图,值得当下学界重新挖掘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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